公用電話筒上的細菌 @ 九里安西王

現在幾乎每個人都至少有一支手機，隨時隨地可以上網或打電話，台北的街頭幾乎很少見到公用電話了。而在二三十前的台灣，還沒有手機，所以不論大街小巷旁，三步五步就有一支公用電話，在方便使用之餘，公用電話筒的衛生，也成為了公共衛生的議題之一。

二三十前的台灣，三步五步就有一支公用電話

話說，那一年到了大三下學期時，突然覺得人生前途很迷網，我們理學院生物系的學生，畢業以後要做什麼事呢？留在國內深造嘛?當時國內研究所又非常少，有的同學開始去南陽街補習英文，準備出國深造，同學們已經比較不像在大一，大二時天真無邪的"由你玩兩年"。

輔仁大學

既然讀的是生物系，很可能將來的工作會在實驗室裏。所以大三升大四的那年暑假，同學都會到各個硏究機構，如中央硏究院相關的院所，或是一些公立醫學院有硏究計畫的教授硏究室作暑期工讀生，最後也可以把結果寫成畢業論文。

不記得是甚麼因緣，我去敲了陽明醫學院微生物科蔡文城主任的大門，當年他可是炙手可熱的青年才俊，歸國學人，經過簡短的面談之後，主任很爽快的留下我，並且立刻讓我跟著他的陳正言助教，認識實驗室的工作環境，和約好開始的日期。

細菌培養皿

當時，他手上有一些國科會的計畫，好像有剩一些經費，並不太多，剛好適合讓我們工讀生做實驗。和我一起同行的死黨，就是那位後來和我一起去納許維爾(Nashville)的林同學(現為美國某大學教授)，也得到了相同的待遇。之後我們又帶了另外兩位同學(一位蔡同學現為台北某大醫院中醫主任)，一起投入蔡教授的門下。其中一位是在學期結束前，班上身材最高窕的美女，叢同學，跟我也算是半個死黨，纏著我，要跟著我們一起去，蔡教授也一口答應了。

上工的第一天，蔡教授就請助教，我們四個工讀生（因為沒有薪水，也可以稱為實習生），還有另一位陽眀醫技系的張同學，一起到陽明對街上的餐廳吃午飯。

哇！張同學也是一個美女，後來才知道，醫學院的同學私下稱她為校花。

咦！怎麼和一位我們輔大法文系的美女，長的一模一樣呢？一問之下，原來她們是雙胞胎姊妹。

試想，不過是暑期實習嘛，居然可以有兩位美女相伴!所以我每天最早進實驗室，忙到筋疲力竭，才最後一個離開，其中有一個月，乾脆和另外兩位一起在陽明實習的同班男同學，住到天母的一位宣同學家(就是那位後來在納許維爾(Nashville)追到老婆的同學)，以便可以就近走到陽明醫學院。

我們每個同學做的主題都不一樣，而我做的主題正是"公用電話筒微生物汚染調查"，需要常常到市區，醫院等各地去作電話筒的微生物樣品收集，也需要人幫忙，所以大部份時間，我和張同學會互相支援彼此的實驗材料和一些工作，而且我們的家又住的不遠，所以成了互相幫助的好朋友。

在陽明實驗室，我在左二，靠窗著為蔡教授

微生物課也是當年我們生物系的重點主修課之一。但是我在大二，上微生物課時，並不是沒有好好的學，而是生物系的楊美桂教授非常注重英文，所有的小考，期中考和期末考的考題，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，全是英文，當時我的英文又非常差，因此上下學期都勉強拿到60分整，所以利用這個實習的機會，把中英文版的微生物細菌學狠狠地再讀了一遍，而且親自動手製作所有的微生物實驗材料，如各種培養皿，試管及化學藥品等。

在蔡教授非常有耐心的諄諄教誨下，忙碌充實又快樂的暑假結束了，回到學校，在大四時的某一天，蔡教授告訴我:「我們實驗結果的論文，被中華民國微生物學會接受，將要在當年的年會發表。」同時問我:「願意自己上台發表嗎？」畢竟要將一個正式的科學報告，交給一個，也不過認識不到半年的外校小伙子，上台發表，聽起來，蔡教授似乎對我有些不太放心。

雖然論文的文字部分，多由教授主導操刀及修改，但是所有的內容和圖表，可都是我親手寫和畫的，我心中想：「好不容易可以上台，怎麼可以不上呢？」況且早已將整本細菌學背的滾瓜爛熟，「要上台，誰怕誰呀！」何況，張同學不也是自己上台。